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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日期: 2011-11-19 ]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   作者: 程 敏 建 军 整理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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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出席人员合影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活动现场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活动会场


  197610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01110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后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叶帅之女叶向真、叶帅的侄子叶选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华国锋之子苏华、彭真之子傅洋、习仲勋之女习乾平、陆定一之子陆德、王若飞之子王兴、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肖劲光之女肖凯、张爱萍之子张胜、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苏振华的子女苏承军和苏承业、张鼎丞之女张延忠、谭震林之女谭径远和女婿虞大江(江华之子)、耿飚之子耿远志、杨成武之女杨俊生和杨杨、张廷发之子张鹏、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罗青长之子罗援、彭冲之子许海星、严佑民之子严小江、李琪之女李海文、包惠僧之子包楚弓、齐燕铭之女齐翔延、李鑫之子李赤子、贺炳炎之子贺陵生、王诤之子王苏民、程世才之子程力、周希汉之子周泰阳、史进前之子史小刚等。周总理和叶帅等人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年执行逮捕“四人帮”命令的8341部队的部分老同志也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还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孙长江、张天荣、沈宝祥、王贵秀、周为民、蔡霞、马立诚、雷颐、章立凡、王占阳、吴思、梁晓声等近百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人士。现将座谈会的主要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一、追忆历史事实,回顾历史功绩

 

  李海文:今天的《南方周末》登了我一篇文章,讲到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毛泽东逝世后,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意见不一。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中央全会要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华国锋下定决心,为人民除去“四害”。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沈宝祥:为什么要采取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曾对胡耀邦详细讲过。19771217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讲过这件事。我的记录如下:

  华主席前几天同我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糟蹋吗!毛主席的嘱咐,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先从这个问题讲起。然后想,搞不成怎么办?没多考虑,被他们杀了,没多想,置之度外。然后想,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肯定,他们也不会成功的。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遗憾的是,耀邦没有很详细地讲,但从他简要的讲话中,也可了解当事人当时的想法。毛主席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猖狂活动的严峻情况,华国锋很忧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粉碎“四人帮”,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事业不被他们“糟蹋”,是为了党,为了国家和人民。对于个人的命运,他“没多考虑,没多想,置之度外”。

  有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所以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个人的地位权力之争。这样一种解读,很不符合实际。

  叶向真:在抓“四人帮”之前,叶帅作为军委的负责人,在毛主席病的时候,他已经把陆海空三军及各总部的领导人,全都找到他那里单独谈过话,就说在毛主席有不测的情况下,我们军队怎么稳定。如果军队稳定,国家可以安。如果军队不稳定,就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陆海空三军的领导和指战员那么听话?早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和部署。

  叶选基:我写了一篇文章——《叶帅与粉碎“四人帮”》,缅怀那个历史年代。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华国锋下定决心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之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密封锁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

  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即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马晓力:粉碎“四人帮”是向毛泽东身边亲近的人开战,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仗打得特别精彩和漂亮,就是没有流一滴血,非常果断漂亮地干成了。要没有叶帅这样老成谋国、屡战屡胜的人,恐怕完不成这个大业。叶帅真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他起了特别决定性的作用。

  纪坡民:我说说具体问题吧。我父亲纪登奎当初也是中央的一个领导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我也问过他,零星听到一点。我父亲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情上的基本情况有这么几点。

  第一,他是拥护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他对粉碎“四人帮”也是知情的,吴德的回忆录里面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爸爸知道。第三,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我父亲参加了一点。主要是公安部,因为公安部那边是归他管。后来华国锋同志当了公安部长,华国锋管公安部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公安部的工作就不管了,归我爸管了。因此,粉碎“四人帮”牵扯到公安还有些需要配合的事情,这个事情大概是华国锋通知李先念和我爸爸两个人布置,然后配合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因此我爸爸也参加了。

  还需要说明一点,我父亲参加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一些外围的配合性的行动,他没有参加粉碎“四人帮”的核心决策,这个情况也是很清楚的。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又听到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一些历史信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也给大家做点介绍。我听李鑫同志给我讲过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说,918号,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完了,当天晚上,张春桥找李鑫谈话,当初李鑫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毛主席的很多著作、讲话、谈话的记录等等,都在他那儿,张春桥找他谈话要某些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李鑫不给他,张春桥就硬要,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凶,不欢而散。李鑫跟我讲,回家了以后,左思右想,越想这个问题越大,越想这个问题越不得了,他说我应该向党中央报告,他所谓的向党中央报告,就是向华国锋同志报告。他还跟我说,他本来是中办的副主任,但是他不敢向8341车队要车,他怕走漏了风声。他就骑了个自行车到华国锋家里,首先汇报了张春桥跟他要毛主席谈话的事情。然后李鑫说,华国锋同志,中央现在要出大事了,要出了不得的大事,中央必须采取断然举措,再不采取断然举措,这个国家,这个党要出大问题了。粉碎“四人帮”的动议,大概就从这儿开始。

  赵霄洛197612月初,我父亲赵行志被派到上海工作,根据父辈的回忆和搜集到的资料,我谈谈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的一些工作情况。

  向上海派驻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迅速摧毁“四人帮”残余势力的重要部署。10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帅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认为,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帅同意华国锋的意见,并提出苏振华同志当此重任。最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派三位同志去接管上海。同时叶帅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一意见成为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方针。彭冲同志回忆说,在这个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叶帅。叶帅虽已79岁高龄,仍头脑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叶帅再三强调,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10月底,中央工作小组的同志陆续到达上海,开始了复杂的接管工作,工作组最多时有226人,被“四人帮”排挤出领导班子的韩真义、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出来担任市委领导。19773月,苏振华发言说,五个月来,上海接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充分肯定了工作的成就,中央工作组在新的市委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把持的党政大权,顺利地进行了揭批斗争,既搞清了事实,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开始发展的新篇章。

  19791月,苏振华同志调离上海,彭冲同志任第一书记。遗憾的是,对于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这一段工作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1980年之后,在上海逐渐传出,上海清查工作煮成了一锅夹生饭,上海已经丧失了时机,上海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一万多人,但真正凶手没有抓到几个,有的说,上海复查工作起步慢,进展缓慢,有些单位存在着该平反的没有平反,有些平反结论仍不恰当的情况。总之,最后把派驻上海工作归结成三个不足。希望做党史研究的同志,也能对这段历史做一些研究。

  

二、阐释历史意义,再论历史分期

 

  叶选基: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的再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结构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果,这首先应当归功于粉碎“四人帮”带来的伟大历史转折。

  胡德平197610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了大无畏的抉择,为人民共和国立下大功。否则,中国的前途是不是昨日的柬埔寨呢?让人不寒而栗。

  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事业,莫不以此为出发点。

  沈宝祥: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是大家公认的,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对此,看法就不完全相同了。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1976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既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结束的标志,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

  但是,对这个问题也有另一种观点。《求是》杂志1995年第4期有一篇文章,讲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分期问题。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分为两大时期。文章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应当放在前一时期。作者将这两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合在一起,称为“‘文化大革命’与它的结束”。按照这样的分期,粉碎“四人帮”就只是前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件事,意义和作用就大大降低了。为了突出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人物,就淡化、贬低另一些历史事件、另一些历史人物,尽管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历史论著中司空见惯,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王贵秀:我们一贯总结,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使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它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得到第一次解放相比拟,从全面专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党的十一大,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都是粉碎“四人帮”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划成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开始,不应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开创的意义,为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奠定了基础。

  纪坡民:粉碎“四人帮”,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军队的缔造者,他的地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如果他做事情做错了,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愿望,也是可以被批评,也是可以被纠正的。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毛主席的错误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那么,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他的错误也都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我觉得这对解放思想的意义也许更加重大。

  苏承业:我记得,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民那种欢欣鼓舞、发自内心的快乐,真不是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人操纵的,完全是人民自发的。为什么呢?这个伟大的举措,完全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三、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还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沈宝祥:怎样看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除了上面讲的认为是“‘文革’结束的两年”以外,还有两个提法。一个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还有一个是:“扭转乾坤的两年”,这是胡耀邦同志的提法。我觉得,后一个提法比较合乎这两年的实际。

  这两年,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工作进展相当快,成绩很大。这期间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197712月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加速了冤假错案的平反,等等,就更不好说这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了。

  这里要讲一下华国锋。他的思想体系是“两个凡是”,但他这个人比较务实,也比较谦虚,比较宽厚,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他力图从新的实际出发,解决一些问题。他对《理论动态》1977年年终的一篇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提出的“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的提法,很赞赏。1230日晚上,他拿了这一期《理论动态》,对《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同志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习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华国锋与其他一些同志不太一样,对“两个凡是”不是那么固守的。

  王贵秀:这两年的工作叫徘徊中前进是不对的,是自相矛盾的。更主要的,它跟基本事实不相符合。十一大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又对“四人帮”的一系列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而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两个凡是”的问题,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不能转得太快。如果把这两年叫做徘徊,我们反过来讲,不徘徊还要怎么发展?我认为这两年是突飞猛进的两年,不是徘徊的两年。

 

四、反思文革根源,改善党的领导

 

  叶选基:我们党历经了十年的“左”的文化大革命。“左”的东西和“左”的思想,给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曾经带来一场劫难,这个经验教训,我们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了党的领导,形成全国内战,这种无政府主义,带来了国家和民族的劫难。

  今天的国家,我个人认为,还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去完善党的领导,完善我们党内的民主和集体领导。同时,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构建具有各阶层民主代表一起决策的机制,继续推进我们国家深化改革开放。

  叶向真:我看了三中全会上所有的发言,对叶帅的发言反复看过好多次。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长期以来,我们党没有认真执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因此发生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办法阻止。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哪里还有党内讨论?没有了。一个政党,如果想生存和做得好,必须恢复民主集中制。另外,他也提出来,除了要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要完善法治。

  我们经济上发展得这么快,人们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比过去强得多的生活。但是反过来看,我们现在是短腿,经济和上层建筑应该相应地发展,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缺失了很多。温家宝总理说我们道德滑坡。这个问题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

  我们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我们一直在反对封建专制,这是一定要反的。文化大革命跟这样的思想基础、这样一种体制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

  陆德:我们之所以有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问题,这些根源,我们现在是否都克服了?

  反思一下,我们党内当时如果能够强调民主集中制,如果不是毛泽东永远正确这样一个观点在头上笼罩着,文化大革命可能不至于发生。家长制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这些我们要克服。现在我们是不是克服了呢?我认为不尽然。我们党内还有很严重的封建残余,有些还愈演愈烈。

  理想、信念、价值观,这些支柱在哪里?民主集中制又在哪里?我们党的腐败现象严重。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5.06%,英国是4.19%,日本是2.28%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4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

  政治经济学里有一句话,经济的发展势必要推动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要跟它配套,要互相促进。我们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我没有看到政治体制上有什么变化。

  马晓力: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是全党比较清醒的时候。那时候李维汉就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是第一位的,就在我旁边敲着拐杖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太重了。可不就这样吗?

  黄炎培老先生在延安,问毛主席周期律问题的时候,他多清醒!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解决了没有?没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阵子特别高兴,那时候最该清醒地认识这个党向何处去、这个党要解决什么问题。但那时候过于重视经济问题,把政治问题忽略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还没解决呢。耀邦同志其实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他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个问题了,不能说这个党没有自净能力,人们都期待着党内有一股正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一下。

  这个党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周期律问题呢?我们能不能避免这条路?可能我们有点着急,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乱,我们最害怕乱了,就因为不愿意让它乱,老百姓过点安生日子,我们的幸福长远一些,我们就要有一个好的机制。

  马立诚:文革是不是民主运动呢?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一种专制操纵下的民主运动。你必须按照最高权威的意向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最高权威所不喜欢的,你才能够质疑他、批判他,比如对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等。张志新给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割喉处死。这种追随专制权威指挥棒的运动,不能称民主,更不能称大民主。

  

五、以民主和法治解决当前问题

 

  胡德平: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存在着矛盾。虽然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但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不是完全和谐的,阴暗面也是非常多的,矛盾积累得很多。怎么解决这种矛盾?毛泽东用文革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和文革之前也有类似之处,矛盾也是有的,冲突也是有的,不和谐也是有的。有的人呼吁用文革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矛盾,我觉得不能再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现在的矛盾了。我希望中央更主动地推进我们的民主法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再用文革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矛盾,更主动地用民主法治、政治体制改革,在宪法的神圣轨道上解决我们的矛盾。只有这样,我们三十年之后才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苏承业:我一直在基层,我感到现在群众是有一些想法,比方说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腐败现象,或者是有一些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现在有这些问题。如何看这个问题?从粉碎“四人帮”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党可以通过不断地清除自己的腐败分子,不断地清洗自己的肌体,在人民的监督下,不断地向前走。我们的这些问题,就跟粉碎“四人帮”一样,我觉得一定还是人民的胜利。

  马立诚:今年99日,全国20个省,在毛泽东忌日这一天,在“乌有之乡”等“左派”的鼓动下,举行了人数不等的一些活动,悼念毛泽东。有的省人数比较多,像太原等等。这些地方有的就喊起了口号,叫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这是文革标志性的口号,现在高声呼喊打倒走资派,那一定是要再来一场文革。

  在庆祝人民胜利的同时,我们要思索一下当前中国面临的这种极为严峻的局面。毛泽东晚年的一些主张,和当前社会中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可能会酝酿再一次动乱。

  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在的形势,只有走宪政的路,发展民主和法治,才是解决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的不二法门。我们不是说那么急迫地要求党立刻怎么样,我们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共识,就是民主和宪政。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拿出一条民主的道路,要有权力制约,让老百姓的呼声有传达的渠道,而且能够解决问题的渠道。真正防止文革重演的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合乎法制的、合乎民主的、合乎世界各种文明规范的制度。这是中国大跨步地前进,同时彻底摆脱文革阴影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吴思:现在,有一种越来越强的呼声,用文革的方式解决当前矛盾。细分起来,至少有三个文革。第一是经济方面的文革,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搞经济,最终指向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大食堂。第二是侵犯公民权利的文革,只有毛泽东的权力无限扩张,其他人只能表忠心,狠斗私字一闪念,轮流挨整,文斗加武斗,甚至出现半无政府状态。第三是奉旨造反的文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用揪斗走资派的方式,替毛泽东监督官员,解决官民矛盾。

  这三个文革相互关联,相互支持。毛泽东为什么不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官民矛盾,同时解决黄炎培所说的周期律问题?如果真实行民主了,第一和第二个文革就无法存在。农民不要人民公社,毛泽东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前两个文革,我看现在也没多大市场,但很多民众怀念第三个文革。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受欺负,又找不到更好的制约权力的办法。反过来说,如果民主法治建立健全了,怨气有了合理合法的出口,官民矛盾有了妥当的解决办法,第三个文革就没有市场了。防止文革重演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法治。

  改革开放后,毛泽东不搞民主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在经济方面,比如大包干,民营企业发展,农民工自由流动,这些东西不会被民众投票所推翻,恰恰相反,会得到更好的保证。所以说,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官民矛盾,在毛泽东时代是办不到的,现在是可能办到的。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还就相关党史及理论热点问题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座谈会后,主办方还邀请了执行抓捕“四人帮”命令的8341部队的部分老同志和与会者见面并合影留念,随后在举行晚宴时播放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欢庆游行的盛况,丰富的音像资料用事实证明了粉碎“四人帮”是全党的胜利和人民的胜利。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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