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网站搜索 |
首页原创地带中国史专题研究 →阅读新闻

文献与环境史研究-“中国环境史”笔谈之六

[日期: 2010-04-18 ] 来源: 《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作者: 钞晓鸿 [字体: ]
分享到: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钞晓鸿

 

《历史研究》2010年第1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与环境的关系史就出现了,愈到后来,两者的互动愈益密切,与当代的关联性、延续性愈益显著。无论是基于学术,还是现实,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都更加迫切。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材料的发掘积累,文献成为晚近以来环境史研究中涵盖面最广、信息最为丰富的材料之一,以此建立的环境要素序列的分辨率和准确性也越高。中国文献典籍非常丰富,展现了我国环境史研究的独特魅力和广阔前景。不过,据以研究也有不便之处一总体来说,是文献总量异常庞大,分藏各地,查找、掌握实属不易。其中关于环境的记录或隐或现于各种典籍之中,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含有作者的主观臆测与倾向,有的存在错谬与疏漏。在环境史研究中,既需要广泛阅读查找,又需要审慎鉴别分析,然后才能根据文献是否适用研究对象而决定是否加以利用。兹以明清时期为例略作说明。

 

一、灾害统计

 

    自然环境的异常变化若引发灾害,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记录,留下的专题文献也相对丰富。这些文献记录常常成为今人考察历史上环境变化的重要依据。

    学界通常对灾害发生的种类、级别、频率、地域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冀以揭示各类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就方法论与研究思路而言,无可非议。不过,在开始统计分析之前,需要了解所用文献的来龙去脉、编纂背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掌握其收录原则、统计口径、误差等等,不能找到即用、草率从事。如在清代全国性的灾害研究中,《清史稿·灾异志》记载了清代的多种灾害与异常现象,篇幅不大,使用方便,是利用率最高的史料之一。直至今天,仍有不少论著将其作为清代灾害统计的基本依据,或以为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不然。

    笔者曾在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查阅《清史稿·灾异志》的原始编纂档案,可知在今本《清史稿·灾异志》之前,至少存在第一次稿第二次底稿定稿三个版本,三者是依次关联的连续系列。文献编号030006一册封面的原始说明即称:此第一次稿太多,已删去大半。若是文字删繁就简,或是内容剔除荒诞,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经笔者查阅核对,发现其中包括对灾害内容的删除,有些显然是随意行事。如用第一次稿与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清史稿》对照比较,可以发现《清史稿·灾异志》有不少错乱遗漏。以咸丰六年(1856)蝗灾为例,标点本《清史稿》与第一次稿的蝗灾记载均较多,但经比对,前者除月份之误外,又将望都、乐亭、武清、平谷、湖州、定海、武昌、钟祥、京山、德安、黄安等地的蝗灾记载用笔勾销,仅一年之中就缺漏了l0余州县,可见《清史稿·灾异志》问题之严重。甚至还造成连续多年无蝗灾之假象,如同治一朝即付阙如。然而根据地方志及私人文集,仅同治元年(1862),华北、江南等地就有蝗灾记录,何况《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元年八月还记载:诏顺直捕蝗,足见《清史稿·灾异志》之疏漏。笔者认为,《清史稿·灾异志》或可作为灾害研究之参考,而绝不能作为系统分析的基本依据。

    其他正史中的《五行志》或《灾异志》,也是学界统计某朝灾害的重要史料,由于其编纂档案不存,所以无法如上述《清史稿》一样进行比对分析。然而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亦可甄别订正。例如明代,若以地方志或《明实录》来统计分析灾害,其误差比《明史·五行志》要小得多。有学者根据《明实录》统计明代蝗灾,除崇祯朝之外,计有137次,较之《明史·五行志》的60次蝗灾记录就多出一倍有余。

由此看来,以《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进行灾害统计,无论采用何种统计手段,都无法弥补原始数据大量缺失等因素造成的失误与缺憾。

 

二、降水分析

 

    环境异常、自然灾害值得重视,但人们主要还是在常规环境下生产生活,此类环境更值得深入探讨。

降水属于日常天气变化,较长时段的降水纪录可用以研究气候变迁。在使用仪器观测之前,清代官员的雨雪奏报是该方面的典型文献材料,其直接目的是报告各地近期降水情形(其中也偶有降水异常)。此类奏报数量多、地域广、系统性强、分辨率高。降水起始有时精确到时辰,地点范围以府县居多,信息来源多是地方大员的亲历或是属员的汇报,亦有赴任、钦差大

————————

  闵宗殿:《〈明史·五行志·蝗蝻〉校补》,《中国农史》l998年第4期。

  清代也有个别地点使用仪器观测气象并留下降水数据,参见竺可桢:《前清北京之气象纪录》,《气象学报》l936年第2期。

 

员的奏报。除对降水的定性描述之外,有的还有起讫时间、渗透土壤深度或降雪厚度,后者以尺寸表示,即所谓的“雨雪分寸”。这些奏报至今仍保存在海峡两岸的清代档册之中。截至目前,只有个别学者用以重建乾隆以来黄河中下游的降水变化序列,时间分辨率可以精确到年、季。①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雨雪分寸奏报做出初步评价:精确度不一定很高,但有一定的可靠性。”②此后,笔者尚未见到对此档案进行逐一整理的具体甄别评估意见。对雨雪分寸奏报的详备评价尚待来日,为此需要阅读、鉴别大量的原始奏折。笔者阅读若干此类档案时发现:其一,定性描述存在笼统性与伸缩性,且有的失误是屡次出现。其二,在定量记录方面,同一地区同一次降水渗透深度,有的在不同官员的表述中存在出入。

    深透沾足等曾是官员对降水的定性描述,乾隆对此曾有质询。如山东巡抚阿尔泰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初六日回奏降雨情形,称泰安府所属各州县于四月二十三日得雨深透等,乾隆在深透旁朱批:此语恐不实,王福回至泰安时云,遇雨不过寸余,何得谓之深透耶?"③此折及朱批学界曾经提及,并引用作为朝廷防止官吏讳灾、粉饰太平的具体证据。笔者再查该折录副,其“开面”及末尾朱批“览”俱全,朱批时间是五月初十,然而非常蹊跷的是,原朱批的“此语恐不实……何得谓之深透耶?却遗漏未录。按照清代军机处规章,凡经朱批奏折,皆有录副,且各折抄毕,军机章京还要以正副二本互相校读,最后才在录副上填写具奏人、奏某事及日期,是为开面。遗漏朱批至少说明,当时部分官员对此类内容并未高度重视。

    至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两淮盐政伊龄阿奏称,扬州从九月二十二日辰刻起,昼夜大雨如注,直至二十三日辰刻止,地土深透,约有三四寸,四野沾足。再据该折录副,可知十月初八日乾隆在三四寸”之旁朱批,“三四寸,何得谓之深透沾足?”⑤当日上谕,要求江苏巡抚萨载、两江总督高晋据实详查复奏。上谕认为,昼夜大雨如注与人士三四寸之间互相矛盾,恐所称昼夜大雨及深透之说,不免稍有粉饰,未必尽确在未获悉上谕之前,十月十二日萨载上奏,仍称此前二十二、二十三日,本地得雨普遍沾足,地土滋润然而十月十五日接悉上谕后,在十七日的奏折中则改称,二十二、二十三两日,雨势绵密,沾被甚广。此前的沾足没有了。奏折中还奏报各府此两日的降水情形,并说明渗透深度,其中江宁、常州、镇江三属内溧水、江阴、金坛等县,得雨一二寸,其余各县亦有三四寸不等"可见此前的深透、沾足之说不实。再说高晋在接到上谕后回奏,  迨二十二三两日,雨水优渥,远近均沾,而非深透沾足,朱批亦称“究属未透足”。高晋还具体说明,“江宁、苏州、常州、镇江等府属,亦据禀报各得雨四五寸不等”。①此处的“四五寸"与上述萨载奏报的一二寸、充其量为三四寸是有明显出入的。

通过雨雪分寸奏报,常规环境变化亦可揭示出来。然而此类文献需要比对分析,明晰原委,找出异同,减少误差,然后才能据以进行统计分析。另外从具奏者地位身份来看,当初伊龄阿的上奏是针对自己的两淮盐政,实欲说明降雨有利于水路食盐运输。而地方督抚则主掌军政民情,包括农业生产,所以乾隆未让伊龄阿复核,却要高晋、萨载查核回奏。这涉及具奏者的身份与职权,是环境社会史可资探讨的史料。

 

三、生态变迁

 

    以前中国的环境、生态史研究,考察其中一两个要素者居多,对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综合分析不足,虽然行文中有生态环境,但其中生态内容甚少,罕见生态系统的变化。诚然,生态方面的文献比较零散,前人认识有限,必须经过对史料的大量发掘、综合研究,运用现代生态学知识,才能揭示生态系统的变化。不过另一方面,前人的一些敏锐观察与深刻认识需要发掘,个别有识之士,不仅揭示了当地的环境、生态变化,而且还指出其中的自然与社会诱因,只是我们此前没有发现这些记载而已。

黄土高原属于生态敏感区,明代前中期有规模不小的屯垦与开发,适遇现代小冰期的寒冷期,势必对当地的生态造成危害。兹以嘉靖《庆阳府志》的相关记载为例。河南祥符人李绅,嘉靖二十五年(1546)由山东登州改任庆阳知府,对环境的巨大反差有切身感受,所撰庆阳《山水歌》其中有:

 

水滨绝无鱼网集,山头但有农驱犊。   

水性湍兮势滔滔,俄尔高岸为深谷。   

山顶秃兮时濯濯,秋来拢上惟糜菽。②

 

可见当地农业垦殖,山顶植被遭到破坏,童山濯濯,水流湍急,水土流失加剧,其中河流侵蚀严重程度可由“俄尔高岸为深谷”见其一斑。植被破坏,导致区域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改变了河流的水文特征,汛期导致山洪爆发,极易引发灾害。如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大水,庆阳城“南关居民溺死者万余,夹河两岸仅数里许,死者亦万人。庐居货市,顷成沙碛"。不到10年,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大雨再次引发洪水,房舍倾圮、城墙崩塌。这些环境要素的显著变化,势必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

关于当地生态变化状况及其原因,笔者在嘉靖《庆阳府志·物产》卷中找到一则典型材料,尚未为环境史研究者所利用。兹摘抄如下:

 

昔吾乡合抱参天之木,林麓连亘于五百里之外,虎豹獐鹿之属得以接迹于山薮。据去旧志才五十余年尔,而今椽檩不具,且出薪于六七百里之远。虽狐兔之鲜,亦无所栖矣。此又不可慨耶。嗟夫!岂尽皆天时?人事渐致哉。往之斧斤不时,已为无度,而野火不禁,使百年地力一旦成烬,此其濯濯之由也。……若去年丁巳之田鼠害稼,顷亩立尽,家鼠尽游,而猫且避之,似又不可不附见于此也。

 

  高晋奏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十六日,朱批奏折o4ol—24—0066o70

②《庆阳府志》卷20《艺文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8页。《庆阳府志》卷l8《纪异》,第437—438页。

 

据“去年丁巳"可知,该文当完成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年,l 558),概述16世纪前半叶的生态变化。可见当地50余年之前,森林覆盖率高,在近乎原始的广袤山林之中,各种动物栖息繁衍。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由于过度砍伐,昔日苍翠山峦变成濯濯童山,栖息于森林中的动物种群急剧减少,原有的森林生态系统失衡,以至于老鼠大量繁殖,田鼠毁坏庄稼,家鼠四处游窜。对于这一环境、生态变化,府志作者认为,不能全部归因于天时"即自然环境的自我演替,更重要的是人事渐致即人为逐渐造成的恶果。

由此可见,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加强现代环境、生态知识的吸收与利用,用数理逻辑等方法找出各种环境要素及其变化的关联性,从相关变化中推断出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而在文献方面,对前人已经揭示、认识的环境与生态变迁,需要下大力气予以发掘和利用。   

尽管丰富的文献记录了环境史的若干层次内容,但绝不能不加甄别地找到即用。若欲深刻理解、充分把握文献的内容,则需了解文献内容以外的信息,如作者情况、写作背景、信息来源、文献性质、版本流传等等。只有查勘比对、综合分析,才能防范其有意无意的偏差与错误。笔者并非忽视更新观念、转换视角的重要性。对于所有史料,不管其有无疏误,还要看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研究什么问题。例如,清代乾隆时期以来,关中中部各渠道人士刻意编纂水利文献,对于部分内容各自给予特别解释,甚至蓄意篡改此前文献(包括数据)。后者在研究农田水利(如面积等)时当然应该特别注意,然而若用以研究水资源紧缺、灌溉环境变化之下,不同利益群体的反应,则是特别典型的史料,这些不实的文献反而真实地反映了环境变化之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心态。

————————

  《庆阳府志》卷3《物产》,第61—62页。

  钞晓鸿:《争夺水利  寻求证据:清至民国时期关中水利文献的传承与编造》,刘翠溶主编:《自然与人为互动:环境史研究的视角》,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283—332页。

 

阅读:
录入: hanxuebing

推荐 】 【 打印
相关新闻      

本文评论       全部评论

发表评论



点评: 字数
姓名: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