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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

[日期: 2008-09-21 ] 来源:   作者: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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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 ——2008年7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作者:于建嵘     来自:天益 

    观点提要
    ·近十年来我关注的基本问题及主要的研究活动和结论,主要是中国的底层社会。为此,我写了《岳村政治》、《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三部书。我想表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底层社会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国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底层社会,确认和保护底层社会公民的个人权利。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底层是研究当代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整体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群体。 
    ·“底层社会”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要求我们从底层人群的处境出发,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和目标。因此,我们的政治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而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不能停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而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行动的社会力量。 
    ·从方法论的视野来分析,“底层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从底层人群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底层社会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中国繁荣发展、社会转型背后的另类社会现实,对于丰富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冲突理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要感谢康晓光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MPA的课堂上发表演讲。我与康教授的交往应是中国知识界十分独特的现象。他是早已成名的思想家,我称他为康夫子。他与我一见如故,并屈尊与我成为了多年的好朋友。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我们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因此,当康教授给我电话,要我到他的领地做一次为时三小时的讲座,我非常高兴,立即就答应了,甚至还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可事后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因为康教授要我来讲解所谓的名著《岳村政治》,而我从来没有认为那本书是什么名著。但人都喜欢听好话,康夫子说我的书成了名著了,当然高兴。可接下来的话却不那么好听了,因为,他在电话里说,“现在写名著的大都死了,好在你还活着,就来讲一次吧”。尽管话难听,却也让人产生了些许自负。好在康夫子是当代中国的名士,我们总不能按常人的规矩要求他。当然,你们也许就会发现,请我来这里讲座,也就有可能是康晓光教授有生以来最大的失策,因为,我是来批判以康晓光为代表、在当前中国十分流行的“精英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主要是向大家汇报我近十年来关注的基本问题和研究结论。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我研究的过程,重点我写的三本书。我想告诉你们,这些书是如何来的,它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理念。第二部分则是讲我对当下中国的基本看法,其中主要是讲我关于底层社会的立场。在这中间,我要放一部我拍制的电视短片给你们看,这个短片是纪录北京上访村的。
    
    我对中国底层社会的研究
    
    关于《岳村政治》
    
    我最早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是《岳村政治》,现在这本书被康晓光教授等称为名著并列为你们班的教材,我很高兴。但实际上这本书不是我非常满意的著作。《岳村政治》是我的博士论文。你们将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知道了,在目前中国这种教育体制和政治语言环境下,博士论文有许多表达方面的禁忌,否则,你的论文就通不过,你就拿不到博士学位。可是,我读博士时,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好多年了,其中当了近十年的律师,我当然不想为了混一个文凭而无所作为,总想在博士论文中表达我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那么写一篇什么样的博士论文呢? 
    我出生在湖南。近代以来,这个地方出了许多很有名的人,其中有大家肯定知道曾国藩、黄兴、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与湖南最密切的联系当然是他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他早期最有名的著作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们中有读过的人可能还记得,毛泽东在这篇檄文中用“农民运动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等“事实”,批驳了“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他称赞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事实上,直到现在,有关这场农民运动的争论依然存在。你现在到了湖南农村,还会经常有人对当年的农民运动不以为然。有些年龄大的人也许会告诉你,某某“农民领袖”当年就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二流子,而被打倒的地主则是一个吃苦的庄稼汉。我是1979年在湖南师范学院上的大学。在1980年我们这所学校因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学潮。我学的是政治专业,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容易把湖南的农民运动与自己的经历过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我一直在思考底层的中国农民,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而且,他们被动员起来后的行为,为何与文革中红卫兵造反、学潮时的学生的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那时只是写了篇短文章,因没有地方发表,也就没有下文了。因此,当我到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就想写一本《湖南农民运动再考察》的书,想从群众运动的角度来重新解读那场激动人心的历史运动,想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是如何与毛泽东等革命的知识分子结合的,试图建立新的有关中国乡村社会与革命理解模式。 
    我的导师是徐勇教授。徐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很有学问的政治学家,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三实”,即追求实际、实证和实验。他特别强调的是实证研究,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需要进行艰苦的个案研究,要在实证中寻找理论突破和创新的契机。他指出,在实际调查中要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突出理论的原创性。他听了我的想法,表示认可。但他认为,只在档案馆查资料,不到发生地进行实地调查得不出原创性的东西。于是,我就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近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但最后在博士论文开题时,徐教授和指导委员会的其他教授,都建议我不要把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作为主题来讲,因为我的这些评价可能会犯某些政治规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把乡村治理作为研究主题,写成了题目为《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是以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它运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通过对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视角,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这篇博士论文基本上没有作改动在商务印书馆以《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为名出版后,得了许多奖,也成了一些院校所谓的必读物。可是,从已发表的数量很多的书评中,我发现有许多人并没有真正了解我在这本书里想表达什么。记得几个月前,你们人大的博士们举行了一个《岳村政治》讨论会,我的一个好朋友作为主讲。他把精心准备的讲稿发给我,希望我提些意见。我看后一条意见也没有提,甚至一个字也没有改。为何呢?因为我感到他同许多人一样,对我在《岳村政治》想表达的、最深层次的思想并没有理解。 
    那么,我到底想在《岳村政治》中说些什么呢?表面上讲,《岳村政治》开笔和最后的落着点都是讲“村民自治”的,是对有关村民自治相关争论的回应。当时,村民自治受到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以徐勇教授的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它作为基层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将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公共权力产生的方式用制度确定下来,体现了法治和民主精神,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特别是,由于中国80%左右的人口在乡村,乡村的稳定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化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具有特别的历史使命,将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党国英教授和陈子明为代表的反对者则指出,尽管在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但由于乡村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乡村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而只是一场发展后果尚难以预料的乡村政治动员令,因此,应以现代国家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他们的这些主张与现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相当一致。他在还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时候,就写书指出,为加强村一级组织调控作用,从目前乡村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是必要的。 
    我研究的基本结论与他们的观点多有不同。我认为,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其显著特征和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这种主导作用是有限度的,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结构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及民主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这种有限主导的政治模式中,乡村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乡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村民自治的意义在于它是发生在中国转型期过程中用法律的规则确定的政治参与从家庭到个人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的不只是一种政治单元的转变,更多的是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承认。这一点对于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特别重要。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民主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多数决定,或者说是以多数决定来防止共同体的人格化身的为所欲为,从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机制。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对村民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最深厚的基础得到了改造。这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发展和进步的关键。 
    上面讲的是些文本性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我还是力求在字里行间表述我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就是将对农民基本权利的承认和保护作为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同时,我希望通过对农村利益冲突与政治权力关系相关性分析,使人们认识到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还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基因。为了张扬这种思想,我在这篇博士论文以《岳村政治》为名出版时,节选了部分有关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调查记录,作为该书的附录。在这些日记性的文字里,我想表达自己思想最深处的某些东西。对我想表达的这个东西,还是有人读出来过。你们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家张鸣教授和我们社科院的樊平教授就在北大举行的一个有关《岳村政治》的研讨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应该发挥这些观察和思想,写出更好的东西出来。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洞察力,也很感激他们的鼓励。事实上,我在写《岳村政治》时,已经注意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其一,就是近年来湖南发生的一系列农村群体性事件都有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子;其二,当年去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人大都是参加过安源大罢工的工人。我想理解这些现象,才有我后来关于底层社会的两本书,即《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
    
    关于《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
    
    2001年博士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我当时申请入站的研究选题是“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我的合作导师是农村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同时是一位对底层民众有十分关怀、正直而有担当的真君子。他批准了我的研究计划,使我有机会进入中国社科院这个国家级的科研单位。我以此为课题申请了国家的社科基金并获得了资助。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题报告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专家们给我这项研究的成果签定为“优秀”,可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办公室又给社科院下达了专文,说此书所涉内容过于敏感,不宜公开出版。你们现在能看到的书是我删节了大量内容后,由香港的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这本书写是衡阳县农民维权抗争。大家都知道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它在湖南。衡阳市和衡阳县都在南岳的南边,所以称为“阳”。衡阳县出过很多名人,有两位你们也许是知道的。一个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夏明翰,是一个革命家。他讲了“杀头不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让很多人都记得了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专门写男欢女爱的琼瑶。为何要选择衡阳县来进行调查和表述呢?衡阳县农民维权抗争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是1999年6月。当时我正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在一个遇然的机会,我获悉了衡阳县在一个月内发生了三起农民与基层政权冲突事件。这三起事件就是“栏垅事件”、“香冲事件”和“盐田事件”。 
    “栏垅事件”发生在1998年12月20日,衡阳县栏垅乡政府组织人员到荷陂村收取三级上交并将“上访代表”蒋才辉妻子邓月英捉到乡政府摔成重伤,被迫送县医院抢救。当地村民知道后纷纷前往县医院探视,并集体到县委和县政府要求依法惩治打人凶手,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近百名村民在县城省道必经的桥上静坐,使省道及县城交通中断了一个多小时。事件发生后,乡政府组织力量对参与静坐的村民进行集中打击,拘禁该村“上访代表”和参与静坐的其他村民十多人,以“冲击政府”和“非法集会”等名义对数十名村民处以2000元至50元不等的罚款,并举办各类“法制学习班”强制村民到指定地点集中学习。为了逃避打击,该村100多名村民象“躲日本”一样藏在附近的山中数日,直到惊动中央才得以回家。 
    “香冲事件”发生在1998年12月23日,衡阳县渣江镇盐田责任区香冲村干部来到该村荆树组收三级上交款。该村的“减负代表”洪吉发与彭云茂、彭忠云等人得知后,赶到村干部正在收款的农户家宣传中央的减负政策,并直接质疑村干部为什么违反规定按人头摊生猪税,双方因此发生争吵和扭打。盐田责任区主任得知此情况后即前往香冲村进行处理。而渣江镇其它村的“减负代表”闻讯后也迅速前往香冲村与责任区领导评理。渣江镇政府即派镇里干部及派出所干警乘坐两辆吉普车赶到现场。附近几个村的近千名村民赶来后将镇和责任区干部包围。在相互争辩中,减负代表洪吉发与责任区主任发生扭打。洪吉发和责任区主任分别受伤。村民们愤怒地将镇干部乘坐的两辆吉普车掀翻到路边坑下,造成车辆损坏。事后,洪吉发被衡阳县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彭忠云和彭云茂分别被衡阳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盐田事件”发生在1999年1月17日,衡阳县渣江镇根据县委和县政府的安排,声称要集中力量对农村社会治安进行一次重点整治,召开全镇农村整治动员大会。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政法的副镇长及县驻镇农村整治工作队队长等人商定,将该镇被捕押的部分“减负上访代表”或他们的亲属等6人作为反面典型,列为帮教对象,用捆绑挂牌的方式在万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在会议进行之时,几千名参与会议的村民为营救被批斗的“减负上访代表”集体冲击会场并与政府干部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减负上访代表被群众营救,在场的十多名县乡干部和数十名政府聘请的戴红袖套的联防人员被乱石打得落荒而走,政府租借的数部车辆被砸坏。该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省、市派出联合调查组。衡阳县委、县政府对负有责任的镇党政领导进行了处理。 
    这些事件让我感到十分的惊讶甚至是震憾。因为,它们与主流媒体和学界所宣称的农村形势相差甚远。我想,也许这些也许是个别县发生的少数事件。但是,我很快又获得了湖南省各地发生的多起农民直接对抗基层政府事件的准确信息,而且有许多事件无论是规模还是对抗程度及社会后果都远远超过了上述事件。已有的学术训练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促使我开始关注这些事件,并感到下列问题需要回答:这些“减负代表”、“上访代表”的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领导农民与基层干部进行抗争?他们是如何组织起来又是如何运作的?基层干部为什么要打击迫害他们?村民们为什么宁愿冒着风险不惜采取集体行动冲击会场营救他们?他们被打击后是否还会继续从事减负上访活动?前面这些问题是有关事实方面的。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我想进一步回答的理论问题是,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农民抗争活动的根源、动态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有组织的农民争取权利斗争对农村的治理和政治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有什么影响?为了防止中国农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机乃至不可控制的动乱必须引进哪些制度变革? 
    对这些问题,这本书有较为详细的回答。这里我就不重复了。我现在讲三个“农民领袖”的故事,我想,你们听完后也许会得出与我差不多的结论。 
    第一个人物叫彭荣俊,男,1961年生,高中文化,1979年参军到云南前线,1982年退伍回衡阳县渣江镇盐田文德村江东组务农。你们看彭荣俊的照片,是不是感到他与我们在城里街头常见的农民工无异。但无论其走路还是闲坐,腰总是直直的,讲话也很干脆。他烟瘾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欢烟味后,在同我谈话时,从来没有吸过烟。他说,自己为人正直、敢做敢为和有克制力,这些都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事实上,最早引起我关注衡阳县农民抗争活动的就是彭荣俊。那是2000年3月20日,我从两位衡阳县农民那里知道了有一位叫彭荣俊的退伍军人,在本乡镇发动13位农民成立“减负代表”组织,然后通过宣读中央减负文件等方式,联合几百农民上访省市,还就农民负担问题直接与乡村干部进行谈判,并遭受了各种打击。我感到农民先建立组织再进行抗争,是有政治动向性的事件,需要重点关注。于是,我向他们提出访问彭荣俊的要求。他们没有肯定回答我,只是说要先“请示”一下。3月31日晚,我刚从外地来到衡阳,还来不及整理行装,上次来访的一位就陪着另外两人来到了我的住所。据介绍,来者就有彭荣俊。看来,经过上次的交谈,他们认为与我交谈没有危险,彭荣俊才愿意与我相见。 
    在我访问彭荣俊时,他多次提到了他的妻子。他将自己之所以走上为农民而抗争这条道路,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当今农村社会太腐败,农民受尽了欺压,他曾经是位军人,应该为农民说话。而另一个就是他的妻子的鼓励和支持。他最初成立“减负代表”组织就是在他妻子的支持甚至激励下进行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本来在小镇做糖生意的,有一次为了收本地芝麻,有个老头就卖十多斤芝麻给他,但他没带秤去,就听一个摆摊位的人说这个老头是个人民的大好人,彭就问他被称作大好人的秘诀,他就说是为农民减轻负担,为农民抛头颅流热血。过了几天,这个老头就把减负的文件拿来给了他。他拿回来后白天没来得及看,却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是个高中生,在当地也算个有见识的人。他老婆发现,干部按县里的规定收取的和省里的文件大有不同,再加上我们农民的生猪税都要按人头来摊,最高每人要摊17元的生猪税,把人当猪来摊钱。她很气愤,对彭荣俊说,你是个退伍军人,要是个男人的话,就要领导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于是,彭荣俊就走上了领导农民维权抗争的路。说心里话,了解这些故事后,我有两个非常深的感触:其一,在我们的常识中,如果农民本人的权益没有受到非常大的侵害,他们是不会去与当官的对抗的,可彭荣俊不是。他虽然也受到了乱收税费的侵害,但如果算成本和收益的话,领导农民抗争所付出的绝对远远超过了按要求交的税费。如何理解他们呢?其二,对彭荣俊老婆这位农村中年妇女所具有政治责任感却让我感到万分惊诧。在我们心目中,中国的乡村妇女应该最怕事的,可那么为什么产生了彭荣俊老婆这样的人呢? 
    第二个人物叫陈标,男,1943年生,小学四年文化,衡阳县渣江镇官埠责任区新井村白露组,务农。你们看他的照片,是不是一个再平常的农民?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物可不简单。他1996年开始为农民负担等问题上访省市各级党政机关。近年来,创作了大量有关农民现实生活的诗歌、政论文、政治寓言等作品,鲜明地提出了“解放现代农奴”的口号。被衡阳县减负上访代表称为“农民理论家”。 
    我第一次见到陈标是为了寻找一个在衡阳县非常有名的“农民领袖“屈刚。那是2003年1月22日,也就是腊月二十,下着雨雪,为寻访不知去向的屈刚,我们前往陈标家。陈标家在衡阳县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只能步行进去。他的家座落在一个小山坡下面,房子有一半已经垮掉了。那些残砖烂墙,给我一种衰落的感觉。而陈标给我的第一映象却是个非常朴实而感情丰富的人。当我走进他那已经破烂而阴暗的房子时,他迎了出来,用一双粗糙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略显嘶哑的声音不停地说着:“同志们辛苦了!”,因为房子太暗,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感到他在流泪,是那种受尽了屈辱的人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激动之泪。我为之感动了很久。我当时本想同他多聊聊,但访问完屈刚已十点多钟了。我们还没有吃早饭,跟随我去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已因饥饿多有表现。尽管陈标一再要留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吃饭,考虑到一些其它原因,我还是与他及屈刚告别了。可当我们走到离他家已有几百米的一个小山岗时,他就踏着泥雪追了过来,其目的是要送给我一篇文章。我是站在雪地里、顶着寒冷的北风读完了他的那篇题为《现代农奴纪实录》的。读着读着,只觉得一股热流迅速充满了我的全身。从他那好看的钢笔字和充满激情的文章里,我依佛看到了些什么。他那有些矮小而单薄的身材,也在我心目中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后来,我多次去访问过他,他将近年创作的两大本有关农民生活的政治议论文、诗歌、寓言交给了我,我都收集在这本书里了。你们如果看了他写的这些文章,会对中国农民的政治意识有一个新的看法的。说心里话,他所写的许多东西,是我这个所谓的博士都写不出来的。 
    第三个人物叫廖哲辉,男,1940年生,小学文化。1993年从广东打工回乡后因不满各种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而当面指责村干部并发生冲突。1994年开始到县上访,在遭受镇干部打击后上访到省市。1995年后数次发动农民到镇政府讲理并联名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在上访和诉讼均未见效的情况下,购置扩音设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坚持至今已达7年之久,是位名副其实的宣传家。 
    你们听完我上面的介绍,一定认为这个宣传家应该是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能言善辩而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象,我第一次见看见他时,就无论如何也没有将面前的这位干瘦而不善言辞的老人与那位广受农民称赞的宣传家联系起来。可在听完他亲述自己的故事后,我才能理解像他这样一位老实的农民是如何被一步步逼成为一位公认的减负代表中的宣传家的。当然,他那种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宁死不屈而抗争到底的性格注定了他不平凡的晚年人生,但如果不是对各级执政者失去信心,他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企图依靠自己的宣传来发动农民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我对他用录音机把中央文件录下来四处宣讲这件事很感兴趣。我问他,为何要录下来,是不主要是为了省事?他说,省事只是一方面,我读书不多,有些字不认识,请有文化的人录音,可以不出差错。最关健的还不是这些,主要是留下一些证据,不给地方政府迫害我提供机会。为什么?因为他复制了很多本,如果有一天地方政府要打击他的话,可以放给他们听,全是中央说的,他宣传中央的政策当然没有错。他的这些讲话,使我注意到了新的科技对农民抗争的影响。我还注意到了廖哲辉是在对省级执政者落实政策的行为无效而失望后才走上依靠自己和依靠农民来替天行道的。这给了我许多联想:远离中央政治的中部农民,对体制性依赖要受到路途等因素的限度。他们不象那些皇城脚边的人,用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跑到天子座下,并能用各种关系惊动朝野,而获得平反昭雪或扫黑杨善。中部农民这种远离权力中心而对中央权威的敬仰,往往就会成为他们替天行道的动因。当然,如果中央也让他们看不到希望,那么,他们的目标也许就会有所改变。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改朝换代的最主要的原因和路途。 
    我在这里同你们讲了三个农民领袖的故事,你们从中听出了什么呢?可以说,我正是根据这些故事,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依据的是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应此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在我看来,底层民众并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能分辨得失的群体,现代社会应该容许有底层政治的存在空间。
    
    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
    
     研究工人阶级状况,是我在大学其间就有过的计划。现在算来,已快三十年了。当时我还是大学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研读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被恩格斯详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所震撼。这种震撼不仅由于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的亲人大都是工人,对工人这一社会群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在于,我为恩格斯运用的研究方法所吸引。当时,我就计划,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所有的人也知道中国工人的历程和苦难,光荣和梦想。然而,我却一直没能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当我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时,却发现自己对从小就朝夕相处的工人生活过于熟悉,已感觉不到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需要记录下来了。更为严重的是,自己工人家庭出身这一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经历时刻在干扰我对问题的观察和判断。这让我感到困惑,并最终认识到如果没有理论研究的视角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观察和真正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的。也就是说,自己的学术积累和理论修养尚不足以把握这一重大题材。于是,我只得将这一计划搁置起来,转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希望从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中寻找到观察工人问题的视野和方法。当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时,我感到应该是实施20年前计划的时候了。因而,我决定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将多年来对中国工人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行阶段性总结,并选择了以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研究的表述对象。 
    事实上,我的这项研究工作是长期而分时段进行的。在我看来,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观察,需要有一个历时过程,只有在动态的变化中才能发现其真实的内在结构和意义。因此,我对安源的观察坚持了4年。但它不是连续不断的,我没有像一个安源人那样在这里生活,而只是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来到这里了解他们已有的变化。虽然我曾有过把自己变成安源人的计划,但最后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仅仅是由于我尚不能完全自由地脱离已有的生活轨迹,更在于,我发现,研究者身份的改变会对研究对象的变化产生影响。这实际上是所有人类学和社会学工作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许多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是成为“自己人”,而我却总想把自己变成无关紧要的“客人”或“旅游者”。 既便这样,由于长时间的交往,我还是不幸地成为了被研究者的诉求对象,这是我需要认真检讨的。 
    我的这项工作主要是文献研究和观察性访谈。文献工作主要是收集和分析有关安源工人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的文本,此外,为了能够将安源工人这样一个群体置于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上,我还研究了与主题相关的全国性的历史资料和学术文献。观察性访谈实际上是研究者直接记录的口述史。安源工人的坦率和见多识广使这些访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这些表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中国普通劳动者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理解及对未来的希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验证中国民间言论。显然,这些访谈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当前政治话语的影响,但他们终究不像某些理论大师的著作那样虚伪了。而且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项研究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安源工人,事实上,追踪研究全国发生的职工群体性事件是我近年来最主要的工作。我力求做到的是用全国性的变迁和事件作为学术背景来验证在安源获得的感受,但安源工人的讲述在这里是我主要的表达文本。通过这些研究,我得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其一,迷失的阶级。由于中国工业化独特的道路,中国产业工人自产生起就因受到帮会组织的控制而欠缺自组织经历和阶级意识认同。因此,当他们成为革命党人反抗旧体制所依靠和动员的对象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就被赋予了许多超越其阶级本来意义的政治理想,其组织化程度也因受到政治动员的制约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工具。在革命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工人阶级又成为了主流政治话语中“统治阶级”被政权逐渐组织结构化。中国工人阶级正是在被赋予了无比的神圣性的同时,最终成为了一个因革命动员和政治斗争而迷失自我的阶级。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政党主要有两个,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政党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曾经有过黄金般的合作期,但最终由于在进行社会动员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动员的对象是社会中上层权力阶层和资产者。它进行的是精英动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精英是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的。因此,国民党最终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当时共产党的核心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动员的对象是工农,进行的是底层动员,是利用工农的力量来实现其建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共产党要想将工农纳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就必须要寻找到能够动员工农的理论武器,服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革命目标,以建立一个公平共产的社会为基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是最符合底层动员需要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召下,革命的共产党人也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以求引导当时已广泛存在的以维权为目标的工人反抗运动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寻求工人阶级解放。这种解放不仅仅是对工人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又将其理想化为“解放全人类”这样宏大的目标。我对安源工人运动的考察证明,知识精英对工人的革命动员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他们以符合知识分子的合法身份进入工人社区,其中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班是其最主要的方式。他们先以拜访学生家长的名义进行活动,在与工人有一定接触后,就开设工人补习学校,并对工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启蒙教育,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这类具有半政权化的“苏维埃的雏形”的组织。正是通过这些有效的动员方式,共产党将产业工人纳入到革命组织之中。当然,这些在革命动员下产生的工人组织,并不是产业工人内生的政治社团,而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中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之初就被一种外在的理论和需要所左右。 
    其二,改革开放使革命失去了合法性,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所拥有的神圣光环也随之消失。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迁,把泛化了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割裂成为了不同的群体;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在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上的弱势地位也成为了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因利益受损而造成的生活困苦和对社会现实不满,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以维权抗争为主体内容的非阶级行动,成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是用“以理维权”来表述目前中国工人的维权行动的。这里的“以理维权”主要想表达的意义是,第一,当前工人以理维权是在目前阶级失踪和群体分化的状况下发生的。长期以来,在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政治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其最为基本的特征。其结果就是中国没有一个确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体,这个阶级在所有人都贴上其标签中反而失踪了。也就是说,当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思想意识的人都被称为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个阶级也就因没有明确的界线而不能有最为基本的认同。它也就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这是目前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基本事实。当然,整体意义上的阶级失踪,并不意味着具有明确职业特征意义上的工人群体的消失,事实上,其主体部分的产业工人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群体。只是这个职业群体不是以阶级的形式而存在的,它们被中国学者称之为具有客观经济利益关系的阶层。第二,当前工人维权抗争的依据是政治伦理。在我看来,当前工人以理维权的理,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最直接的精神资源来自长期宣扬的意识形态。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执政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真正的统治者。这种政治化的话语,一方面影响着工人的独立思考和阶级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工人维权抗争的武器。 
    其三,中国工人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就要从虚幻的“统治阶级”的迷梦中解放出来,就要在“劳动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就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大旗下重新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只有这样,这个社会群体才能获得自己本来的意义和利益;也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长期和稳定的发展。 
    我认为,在一个群体高度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实现权力、资本和劳动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是一个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选择,在我看来,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是现代文明社会最为基本的原则。这种保护就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需要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政治集团制定出明确的社会行动规则,还需要掌握经济资源的资本集团能恪守这些社会规则并赋予它符合人性的内容,更需要劳动者实现利益组织化来形成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在目前的中国,对工人和农民这两大劳动者群体来说,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寻求组织化保护,已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了。事实上,当前工人维权抗争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的出路问题。它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根据自己真实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利益来完成其阶级意识的建构,并在这种阶级意识指导下实现阶级利益的组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解决的重大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性要求我们有更多的调查和研究,在这本书中,我认为有两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第一,就是工人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认同。这首先要突破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要把政治化的“泛工人”群体分离出去,而根据职业特征来确定真正的工人群体;其次,就是要重构工人的阶级意识。当代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也许有许多内容,但其中的核心思想却是肯定的,这就是,他们不是“领导阶级”,他们也不应希望自己成为“领导阶级”;他们就是社会劳动者,他们要争取的是他们作为劳动者的权利,要承担的是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义务。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工人的真正利益就是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劳动者的权益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的,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也应是现代中国社会应恪守的准则。如何保护工人作为劳动者的权益,应成为当代工人政治的主体内容,甚至可以说,这应是当代中国工人行动的指南。如果偏离这个目标,就有可能使工人沦为新的政治工具。第二,工人要实现利益组织化。工人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围绕这些利益的组织。当然,工人的利益组织化,对中国现有的工会组织会提出严重的挑战。它如果不能通过改变自己来真正满足工人的利益要求,就会被绝大多数工人所遗弃。同样,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更富有挑战性。因为现实已表明,革命年代的政治承诺与发展主义价值观及现行的政策性选择之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冲突,并使执政者在维护历史道统及其合法性和承认社会现实及顺应历史潮流之间难以抉择。 
    这本书最后定稿是在哈佛大学。世界著名政治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亨利·罗佐夫斯基政治学讲席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前主席裴宜理博士(Elizabeth J. Perry)看后写了一篇评价很高的序,她说:“于建嵘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描述和研究堪与E. P. 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像汤普森一样,于建嵘探讨了劳工的历史变迁,熟练地将工人的政治倾向与他们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自我诠释联系起来。但是,汤普森的著作是一部劳工史(寻找19世纪英国阶级意识的源头和手工业者对工业化的反应),而于建嵘的这本著作同时还是一部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它用人类学家的参与式观察和政治学家对于理论意义和政策涵义的关注,补充了历史学家们对逝去时代遗痕的追寻”。当然,这是人家说的客气话,但象裴教授这样的名家能这样说,我还是蛮高兴的。说心里话,我自己也认为,这是我目前写得最满意的一本书。 
    尽管如此,这个书在国内也没有获得正式出版。但你们到网上一搜索,却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以及书号之类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本书写出来后,我计划在香港和内地同时出版。当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我签订了协议,也发排了。当时约定最好国内先出版,海外的明镜出版社再出。最后明镜的老板先出了,并进行了宣传。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知道后就去买了些回来研究,并向全总的领导人写了一个报告,认为虽然讲的都是事实,但不宜大众传播。全国总工会的某位领导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了,看了报告批给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就下达了查堵这本书禁令,这本书最后也就没有办法在国内出版了。 
    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些书之外所进行研究,比如信访制度的研究,现在正在进行的地下宗教的研究等等,就不详细讲了。但在进行下一个部分讲解前,我要先给你们放一个有关北京上访村的记录片。
    
    关于底层社会的立场
    
    大家刚才都看了“我们的上访村”这部记录片,心里也许会生出许多感慨。我看见有些同学都流泪了。但我在这里不是为了骗取眼泪,我想告诉你们,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有许多人群的生活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告诉你们和更多的人,并想思考出这其中的根源和意义。现在,我简单地表明一下我有关底层社会的立场。 
    一、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底层社会是当代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和社会结构整体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单位平均主义制的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结构分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及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社会结构分层日趋明显,并初步呈现出半固化的特征,社会断层和底层社会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征。可以说,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最有研究的是孙立平教授,他提出了“社会断裂”这个概念。康晓光教授对这个过程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对精英联盟盘剥底层人民最富有批判精神的研究,就是这个骨子里充满精英意识的康晓光完成的。然而,以上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的结构出发,或者秉持精英主义的思维,自上而下地“发现”了底层社会。 
    日本有位叫三浦展的学者,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下流社会》。这本书以大量的社会调查为基础,从消费市场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中流阶层正在“下流化”的过程。作者指出,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日本还是一个由极少人数的上流社会(不劳而获却能够维持富庶奢侈生活的地主、资本家等富人阶级)与人数众多的下流社会(无论怎样埋头苦干也摆脱不了贫困生活的穷人)所组成的等级社会。自战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前半期,日本经历了一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日本出现了一些被称为“新中间层”的社会阶层,并且逐年增多。然而,现在的日本却出现了一个“下流化”趋势。这个下流社会不是指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弱势人群,而是中流阶层的下层,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全面下降。 
    当然我们不能用日本学者的这样描述来理解中国的底层社会。那么,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所具有的形态和特征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有关社会分层。在中国社会分层方面,最富有意义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学会的前会长陆学艺教授带领导的团队完成的。当然,我们所说的底层社会并不是希望重新做一个社会阶层的分析。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使用这个概念,这就使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但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底层社会没有明确的标准的。在我的研究中,对底层人群有四个基本规定性。其一,他们不掌握公权力,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或事业单位任职,或者简单说,他们不拿财政工作。简单说,他们不是“干部”,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其二,他们的生活主要不是靠资本收益,而是靠出卖劳动力。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老板。其三,他们生活处于温饱或温饱线以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底收入者,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社会是穷人。其四,他们很难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或转化。如果按照我上述的标准,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群体。 
    二、从价值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底层社会”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要求我们从底层人群的处境出发,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和目标。 
    精英主义价值的核心,精英们按照所谓社会规律或理想,设想出一个社会方向和目标,并以此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知识阶层对底层政治的无视到了理直气壮的地步,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是微乎其微,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显而易见,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底层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者说是上层利益阶层的立场。底层所获得的关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对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我们需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们也不能停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们行动的社会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首先来自政治背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然后才是制度的设定和遵守。在这里,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只有当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底层阶层都感到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并能意识到这种表达是有效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而和谐的。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底层民众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对的。但管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没有实行真正民主和宪政之前的威权时代,就有一个治理者如何了解底层人群的意愿的问题。如果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和意识,所制定的政策肯定是有问题的。就以信访制度来说吧,这也是我与你们的康老师争论的问题之一。在国家信访局为修订信访条例叫我们去开咨询会时,我们就发生过争论和冲突。我认为,由于信访制度存在许多重大的制度性缺失,越是强调信访,就会有更多的人上访。而只要中央政府搞信访责任追究制,就会使地方政府与信访人的博奕变得复杂而无序。加强信访,不如加强司法。当时你们的康老师很生气指责我说,胡锦涛都主张以民为本,你姓于的不是一直说要保障弱势人群的权利,为何在有关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信访问题上你却倒退了呢?我当时回击康教授说,你不了解信访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信访人群的心理。不信,我们就等着瞧,加强了信访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当然,最后国家还是采纳了康教授一群人主张强化信访的观点,修改了信访条例。新信访条例实施两年多了,情况就有如我所说,信访问题更加严重。不信,我念条短信给你们听。这条短信是我刚才收到的,是河南的一位上访者发给我的。这个上访者很有名,我称之为“超级访民”。他的事本来很简单,就是他老婆和孩儿由于没有在本村落户,所以在外面来征地时少分给他们家大约六千元土地款,他就开始上访,当他告到省里时,县里面感到有一定的压力了,就给了他家一万二千元。他还不服,就告到了北京,这下影响到了县里的政绩,把县里惹火了,把他搞回来劳动教养了一年。这下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他一放出来,就直接到了北京上访,一呆就是4年,搞得这个县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他在这4年中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本来也就打算回家过日子算了。可最近要开奥运会了,中央出台了一个信访责任追究制。他好象又看到了希望。他刚才给我的短信是这样说:“于老师你好,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因为我县政府已派公安来抓我,所以我想拜托你,和我政府谈判,一定把我的条件告诉他们,就说少了20万,我不会和他们谈。要想解决问题,先给我家拿10万,我就回家,不拿10万元,我就不可能回去,非常感谢我的亲人于老师”。这条短信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片息呢?就是制订政策者不了解民情民心,所制订的政策释放出来的信号及所形成的社会评价,就会制造出这样的“超级访民”。所以,我一直说,对底层社会不了解,对他们的心理状况也不了解,对他们的愿望不了解,你的政策表面上是亲民的,实际上是害民。 
    三、从方法论的视野来分析,“底层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从底层人群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理解底层人群的社会心理将具有特别的意义。 
    “底层社会”可以说是不被关注和被遮蔽及忽视的另一个世界,着眼于底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深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将有助于揭示和再现社会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隐蔽”的社会事实。底层社会的揭示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中国繁荣发展社会转型背后的另类社会现实,对于丰富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冲突理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的底层社会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是相当薄弱而贫乏的,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并认识中国的底层社会也是社会稳定之必需。具体来说,这些问题可以表述为: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所具有的形态和特征呢?底层冲突性事件发生发展的结构性根源是什么?底层群体的心理如何?底层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如何吸纳并引导底层群体的政治参与? 
    而要认识研究底层社会,起码需要坚持两条。其一,要坚持从个体出发,每一个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我们把底层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但并不能因这个群体而否定个体的存在。我们要研究工人、农民或其他群体,就要具体了解他们作为个体的状况和需要。布劳格曾经指出:“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作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当然,我不主张离开个体去谈群体的,并没有否定群体的存在。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讲“底层社会”就是认可了一个有着同质化的社会。我们在这里只是强调的是,要研究群体,需要有个体的视野,要从个体的需要和行为中来理解社会群体的变迁。这这有如思想家哈耶克所说:“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作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实际上是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其二,要相信底层人群是理性的,他们能够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的利益需求和行动也能影响到社会发展的。也就是说,底层群体与精英一样,都是理性人。这里的理性,是指个人选择正确手段以达到利己效用。选择行为的理性意义,虽然也体现在搜索和确定利己效用目标的过程中,但更主要体现在实施这些目标的过程之中。在一个具体的行为过程中,个人选择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可能同时存在,甚至不能将他们完全分开。但在具体的个人选择行为中,这种理性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理性能力表现为认知能力和环境反应两个方面。而且,任何选择行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基于一定的目标和意愿的过程和结果。但是,我们肯定这一点,并不是赞成“目的论”。目的论是那种按照某种目的或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学说,它将事物的目的、功效视为其发生或产生的原因。而我们这里阐述的是个人选择行为的目的,表明的是行为人内在的动机,是个人选择行为的目标和意愿。这种目标和意愿在个人选择行为中显然是存在的。这也是作为人的行为和与动物的举动的区别,是个人本能性行为和选择行为的区别。在这方面,印度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计划所运用的方法和提供的研究成果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总之,我今天所讲的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研究方法。我所努力的就是要揭示这种社会存在,要张扬这种社会价值,要坚持这种研究方法。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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