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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以平常心看待大学的变迁

[日期: 2008-09-16 ] 来源: 中国科学院论坛   作者: 佚名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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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7月18日

    □采访:刘艳萍 温新红

    □受访:阎步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当年强

   

《大学周刊》:回首这么多年的治学路,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阎步克:感受最深的就是四个字:勉为其难。我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怎么上过课,所以基础不好,学起来很吃力。

    《大学周刊》:从您24岁开始,直到现在,大学一直都是和您联系在一起的。大学在您心目中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

    阎步克: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能够考上大学,赶上那趟末班车,挺幸运的。在那个时代,上不上大学后来的差距很大。相比较当时我们一个连队的战友、一个工厂的工友,现在的处境都是不一样的。大学对我的影响当然非常大。

    大学周刊:您那时候的大学跟现在的大学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阎步克:那时的大学给人百废待举之感。“文革”刚结束,远不像现在这样正规。最强的感受,就是那时的大学生大部分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其思维方式和关心的问题,跟现在的大学生差别很大。现在的学生经过系统训练,知识比我们扎实,视野比我们开阔,外语比我们好。我上大学之前一天历史都没有学过。进校门后一切从头开始。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挺不错。

    《大学周刊》:您与很多人的观点不太一样。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大学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比较浮躁,比较功利化等等。

    阎步克:我想不能这么简单看吧。也很难用是否浮躁、功利,简单比较两批大学生。真正不同的,是时代和社会的差异。我的感觉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更关注政治,更富怀疑、批判精神,其思考更具“宏大叙事”意味。这是特定阶段的特定现象——当时改革将发未发、方向莫定。也不能否认有一定程度“红卫兵精神”的残留和变形。随社会变动深化,生活相对进入“常态”了。大学生关注自我,这是开放社会的正常现象。全世界的大学生都要考虑就业,都要赚钱以自食其力。

很有意思的是,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课堂上,很多学生对历史考据不感兴趣,他们更喜欢讨论中西政治比较、中西文化比较等等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讨论”也正在高潮。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生对“宏大叙事”兴趣下降,对文史考证却兴趣上升。我在课堂上就有这种感觉,学生会说“老师多讲点考证吧,那多有意思”。

 

    最好的老师给学生上通识课

   

《大学周刊》:您所讲授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深受同学欢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阎步克:我想我的课还算有点特色的,可能就是我从2000年就尝试多媒体教学吧。现在这已不算新鲜事了,但当时用多媒体课件上历史课的大概还不多。当初在电化教育上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承担项目,制作通用多媒体光盘供出版发行,而我更倾向于各位教师去制作自己的实用课件。回想起来,仍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套课件花了我很大心血,课上收到了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好评。国家的精品课程项目立项,我的课程第一批入选。

    《大学周刊》:制作PPT应用于教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这么去做的原因是什么?

    阎步克:是个人兴趣。我少年时装晶体管收音机,后来当雷达兵、学过无线电,所以对与电脑相关的东西兴趣浓厚。若没学历史或重新选择,自己肯定去学计算机、网络和电脑艺术之类。学了历史,个人爱好被压抑了。而现在正好有个机会,就是用电脑做课件,能把专业跟爱好结合起来。有兴趣的事情就容易做好。

    《大学周刊》:我觉得有一点矛盾的地方是,学生对你的课感兴趣,但是不愿意上历史系。

    阎步克:很多公众都对历史感兴趣,但不想拿它当做专业。记得20世纪80年代,美国某大学东亚系主任来我系,也谈到他们那里选历史的学生少了。历史本身是启人心智、富有魅力的,但以历史学做专业则是另一回事。

    《大学周刊》:北大现在推行元培计划,您也是参与的老师之一。对于这个计划您怎么看?

    阎步克:发达国家的大学,其本科教育相对都更倾向于通识教育,这应是一个时代趋势。但因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和就业形势,以及校内的双轨制,元培计划的优势也许会打一点折扣。

    在高考制度和就业压力下,进入元培计划可能被看成二次选择热门专业的机会。比如我的分数不够光华管理学院,那么我先进元培计划,再寻找机会进入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和市场对各专业的评价定位,毕竟不是一个学校所能改变的。

    其次是校内的双轨制。系里的本科生培养倾向于“专”,学生跟本系老师的接触也相对密切,有的学生大二时就参与老师的课题了。而元培计划则希望学生“宽”一些,学生花时间修了很多领域的课程,特定的专业方向上可能一时不如本系学生。毕竟,“宽”所带来的优势,有时是在较长时间后才显示出来的。此外,元培学生在选择方向时,也会遇到各系资源的限制。

    元培计划的理念,体现了大学通识教育的长远方向。若说改革的话,不妨考虑并轨。首先,元培计划不妨稍作调整,文科班分为社会科学班和人文学科班两块较好。这看起来违背了元培计划的初衷,但其实是以退求进。社会压力造成的社会科学热、人文学科冷,还不是一所大学能改变的,那么立足现实、适当限制仍是可取的。进而,可以让本科生脱离各系,采用元培模式统一管理。例如设文学院,统管此前由人文各院系管理的本科生,课程通选,做毕业论文时再进入各系。最后,文学院一律授予“文学士”学位,不再分专业授学位,按文学院毕业生毕业。这是为了便利学生就业,使学生不至担心冷门专业会在就业市场上受限,就对自己喜爱的专业望而却步。

    《大学周刊》:您的通选课是以什么方式上的?

    阎步克:相对本系课程,要“活泼”一些。在你面对着理科、工科、医科的学生时,毕竟很难用给本系学生讲授的方式给他们讲授。北大的通选课本来有这样的用意:某系的某一门专业性强、水平高的课程,允许校内通选。但实际上,有时候通选课弄得接近公共选修课了。

    《大学周刊》:您觉得学校应该怎样推行通识教育?

阎步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最好的老师给学生上那些课。

 

    每个人都应该有人文素养

   

《大学周刊》:您感觉现在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相比,地位如何?

    阎步克:重理轻文,重社科轻人文,现在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北大当然还是很好的,它的文史哲传统非常深厚。但据某些同行抱怨,有些院校的领导对文史哲或多或少地持冷落态度,资源分配上有歧视。

    《大学周刊》:这样的社会现象会造成什么后果?

    阎步克:不利于人文学科的发展,进而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扬。人文精神看起来无影无形,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影响社会的方向。近年有些专家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却引起非议,被指责缺乏人文精神。这也使我们看到,除了拥有一技之长,人文精神至少是同样重要的训练。它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条件和观念基础。

    《大学周刊》:说起这样一种气氛,现在有很多学者在《百家讲坛》上讲述历史知识,公众对此也很感兴趣,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阎步克:学者们拿出精力向公众普及历史文化非常值得赞扬。像易中天先生讲《三国》,据说就娓娓动听,很受公众欢迎。有记者问易中天,说“你名利双收,是不是对埋头做科研的人不公平”。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有点儿“东方式嫉妒”的味道,好像埋头做学问的学者嫉恨易先生一样。

 

    研究生招生方式要灵活

   

《大学周刊》:您怎么看待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阎步克:现今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将会受招生模式的影响而发生某些变化。现在研究生的招生模式越来越接近高考。

    不妨说,对研究生招生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比较传统的。在很多年前,读研究生的人不多,只是那些打算从事高教或科研的学生才读研究生;而老师招收研究生,也有点像师傅招徒弟。老师若觉得某学生有研究潜力,会建议其留下来读研究生;学生也会预先跟老师联系,呈上自己的论文、表达自己的研究兴趣。若老师觉得学生的资质或背景不合适或缺乏了解,可能私下里就拒绝了。我们也往往拘泥于这种传统,依然认为招研究生,就是由老师选拔其满意的学生以共同进行科研。师生共同科研的前提就是双方乐于合作,若有一方不愿合作,那为什么要非成为师生呢?面试的方式也曾是比较自由、不拘一格的。

    但现在,情况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随高等教育的普及,研究生日益成为一种“学位教育”。首先,这样的报考者越来越多了:计划拿一个硕士、博士学位,以提高自己的品位,但将来并不打算从事高教或科研。进而在公众看来,导师只是受雇于学校而提供“学位教育”者而已,所以只要考生达到了分数,他没理由不接受。再之,现已形成一支百万考研大军,而考试的规范化、标准化、流于形式化的程度,必定与考生数量造成的社会压力成正相关。古代的科举就是如此。面对这样一支考研大军,招生模式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还有,现在高校中是行政主导,行政主导的倾向就是“事为之防,曲之为制”。凡此种种,那种较为自由灵活的录取方式,只能淡化下去。

    有几起研究生考试纠葛,在我看多半是不同观念的冲突造成的。跟同事聊天时我说,公众和社会的力量比导师强大,教员也是公众纳税养活的,所以得接受招生模式业已发生的变化。研究生变成了一种“教育”,普及化了,也应看成好事。不要觉得自己是学校“礼聘”的——某些国家的大学还有这种气氛,所以教授授课和招生的自由度都相当之大——我们只是学校的雇员而已,尽量照定下的规矩去做好了。其他学科我不敢说,对历史学来说,我觉得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的“含金量”很低,与研究能力关系甚微。入学不是自我选择,导师将把研究生视为“攻读学位者”而非“合作者”,这倒免去了某种“额外义务”,不必共享共同的困惑、探索、激动和发现的惊喜。所以说,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将受招生模式的影响。

    《大学周刊》:但很多人觉得如用师傅招徒弟的方式,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那可能会有更大的弊端发生。

    阎步克:没错,我完全同意。问题也在于,现在导师队伍的道德水准、学校招生运作并没有达到令公众满意和信任的程度,这是很可悲的。公众有权利寻求公正。

    我们忧虑研究生招生的“高考化”,而教育家对高考制度已有很多批评。但我们也知道,高考的社会功能不仅仅是选拔优秀学生,还在于维系社会公正和社会流动。比如科举制度,唐代的政治家也批评它“所习非所用”,甚至斥责它败坏人才。科举制在唐代还灵活得多,发展到后期已颇像游戏,我曾这样形容:好像只在寻求一种办法,以刷掉一批人而录取一批人似的。但从另一角度看,科举制建立并逐渐完善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人们得以公平竞争,由社会下层向上流动,实现“知识改变命运”,这在以前的社会是了不起的事情。

    现在的情况,某种意义上与科举相似。全国有900多万高考考生,上百万的研究生考生,都想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千万双眼睛紧盯着招生考试的每一个细节;那么多落选者在探求自己的落选原因,是否被不公正地对待了;甚至导师的一句问话、面试的一份记录都能引发争议、遭遇挑剔。尤其是目前公众对社会怀有相当的不公正感;社会学家的研究也显示,中国社会分层日益固定化,社会流动有减少的趋势,甚至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上层居优、权势者居优。在这种压力下,你如何选择招生方式?是一种更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和科学研究的方式,还是一种更能保障社会公正与社会流动的方式?这二者并不完全一致,其间的选择是相当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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