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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上)(20030616)

[日期: 2003-06-15 ] 来源: 中国学术城   作者: 王家范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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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许多史学名家,从个体看,他们有的注重宏观阐发,以纵揽大局取胜;有的则专擅实证,以具体而微见长。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宽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过编纂形式或个性风格,综合其整体精神,围绕的是同一主题,即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压力,重新认识中国。压力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使史学呈现出前此从未有过的蜕变,走过了为新史学艰辛创业的百年(注:本文为《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的续篇。有关世纪史学的主题及围绕主题展开的思想路向,请参见上篇。文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
新史学最初是以近代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决定性的时间要到30年代后期。用科学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还原客观的中国历史(那时称“重建中国历史”),这是当时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与旧史学赖以区别的标志。
在这方面,傅斯年先生的功绩最大。这倒不完全是指他个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如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胡适对傅的评论最确,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尽管今天的青年学子恐怕很少知道,但中国现代史学史已经郑重地记下:从1928年起,傅斯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学术行政,创建并长期主持了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业绩辉煌。据说他当时曾想邀另一位先生出任所长,那位先生不肯,且说:“第一流人做学者,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先生当即大笑:“看来那只好由我自己来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学者,却最后选择了办所。然而正是靠着先生的行政天才和人格魅力,特别是学术开拓、动议策划的非凡识力,在他连任的22年里(至1950年病逝止),汇聚并成就了近世实证最有成绩的一大群史学名家。胡适说他是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方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还有一点也极为重要,就是傅斯年所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书面的、实物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支配了大半个世纪实证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学路向,影响深远。他是中国考古的伟业——安阳发掘和清内档明清史料、《明实录》整理等重大工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在上半个世纪确实无愧为中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中国新史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这样的学术组织天才,能不能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下结论或许尚早,似乎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检验”了。
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情节、一位人物不应忘记,那就是对新史学的创建起过“清道夫”作用的顾颉刚先生,以及由他一手掀起的“疑古”风波。
以怀疑开道,是新学科产生的常规。怀疑不仅总与实证结伴而行,而且它恰恰是科学革新的前提。有了怀疑,才激发起新的实证要求。在傅斯年创建史学“集团”之前,先有对“古史”真伪的一场大辩论,说明新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逻辑。因此,20年代的《古史辨》论战,我是把它看作新史学诞育的阵痛期。
顾的“疑古”,除了科学主义的外来思想背景外,还包含着关乎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历来“经学即史学”的背景下,史学必须先叛离、摆脱经学的桎梏,才有重新审视和论析中国历史的可能。假若还是剿袭“六经皆史”的陈说,不清理层累地积淀于国史里的种种“意识形态”污染,后人最多只能在顾炎武这样的旧史学的基地上加加减减,哪来超越?哪来新史学?围绕着《古史辨》展开的那场论战,虽然没有“真正的结果”(颉刚语),但它无疑是一次史学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解放运动。
明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为“古史辨”派某事某书的论断“过头”,而对疑古这一宗旨大加怀疑。说实在的,即使到了今天,地下发现比从前大大丰富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抹煞古人有对史作伪的事实。这类事后来的历朝历代也都有,如苏洵的《辨奸论》、高拱的《病榻遗言》等等。否则,史家对史料鉴别这一基本环节,不就可以从史学中取消?!我很怀疑,有没有“走出疑古时代”的一天?史学存在一天,怀疑包括质疑刚刚过去的“史实”永远也不会了结。至于有人说伪书也有史料价值,这完全是另一个话题。反问:不明其伪书,何来另一层意义的“利用”?
当时胡适、钱玄同,也还有傅斯年,都对顾颉刚的一系列疑古举动予以特别的支持。傅斯年从欧洲写回的信里,给了颉刚的疑古纲领充分的肯定,称“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至认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你们(指搞史学的朋友)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傅斯年选集》“与颉刚论古史书”)。
大约在1926年归国后,傅氏开始疏离“疑古”,路向一变,转而专致于倡导科学实证。用他自己的话,叫做“从怀疑到重建”(1925年致顾颉刚信)。而这一转折也正合着发生学的逻辑——由破坏到建设的节律,新史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慢慢成形的。
用什么重建?当时的口号,就是胡适提出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一主张在史学的真正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科学主义是否能成功地解决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获得一个确定不移的客观的、真的中国历史?看起来,我们的前辈中有不少人曾是笃信不疑的。
例如傅斯年先生当年有三句话震动一时: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建国后,凡是附和这话头的,无不挨批判。实际就在1928年建史语所的那个“纲领性文件”里,傅“大炮”的火力还有比这更猛烈的。文末是这样作结的:“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选集》)
不瞒诸位,最初读着这些已经陌生的话语,特别到“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科学和精确)”,我私下曾不免发笑过:真天真!等读到寅恪先生的教训:“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方感受一种愧疚不安。
为了说明这一层意思,先得回到前面说过的“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上来。史学总有两个层面,客观的和主观的。新史学的创建,无疑地首先会带上主体参与者的主观色彩。这不仅是指他们史学研究的动机、价值取向,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用什么不同于前辈的观念、方法,去质疑旧史,重估国史。
说到治史的动机,在它的背后,或明或暗地总隐含着各自的价值评判标准。如此,世纪初的思潮,必不可免地要带进新史学的初建过程里来,牵涉到“主义”之争,或者象现在说的,牵涉进关于“西化”与“现代化”之类路向的争论里来。
这种论战实包括了“中西文化”和“社会史”大同小异的两种论战。我觉得应该说明的,上述的争论,聚讼的中心舞台在“文化”、“社会”,而不在“历史”;论战的代表性人物对政治目标或“道路”取向的关心,远过于学术建设。这只要翻一下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论争文选前三编,所谓“西化”论(如胡适、陈独秀)、“本位文化论”(如梁漱溟),对中国历史的论析,总喜欢一步直接进入“整体特征”的把握。他们的“历史通感”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重新研究过滤,先入为主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免容易把中国历史(也包括西方历史)的特征说死。这也包括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一批学者,如张申府、艾思奇。这些人物,严格说绝大多数都不入史家之林。还有一点,是到很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的,就是几次“文化史讨论”都潜伏着一种隐患,开了直到今天还有极大影响的“文化决定论”的先河。“文化决定论”,究其实质也还是意识形态决定论。认定什么都最终是由文化特性决定的,与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决定一切,意味是差不多的;至少由前者走向后者,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直道。
但是,若低估了这种论战对新史学的影响,无疑也是不真实的。除了史家个人的政治倾向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学术的因素而外,更重要的是,论战对峙双方,从不同的方向都给中国史学术重建输送了一系列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则是史学创新意识不可或缺的能源。
这些“问题”大概可归纳为:中国目前的落后,是“东西”不同,抑或“先后”不同?是中国历史根性决定的,还是中国历史变迁决定的?改变落后,是按着西方的面貌来个根本改造,还是循着中国历史内在特性“旧邦维新”?中国走向现代化主要是靠外因,还是主要靠内因?假若说有内因,中国历史能够提供哪些根据?如此等等。
重读当年论战的文章,如同前十多年重复经历过的那样,新旧名词、概念满天飞,各以“主义”争胜,愈辩愈绝对化、极端化;时间长了,唱的人还在不停地唱,可听的人就会因无甚新意而起厌倦和怀疑。中国历史真的是象他们说的“一、二、三”那样简单吗?在争论“我”好与坏,“我”应该变成什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弄清究竟“我是什么”?“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即使旧史不可靠甚至有伪史的成份,那客观的真史(“真我”)又如何而得?
到了这个关节,史学家与政治家,以及那些随时都想变成政治家的“道德家”的分道扬镳就开始了。如果道德家看重的是“善”,政治家看重的是“利”(即富强等等),那趋向科学主义的史学家,更为看重“真”。苏格拉底的“认识我自己”,就转换成“认识我中国”。由此,关心的重点必转向认识论,亦即治史的方法——如何寻求真史?他们不再满足于演绎,而相信归纳法的运用或许更为可靠。
傅斯年曾经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学生领袖,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著名事件。但在留学归来办史语所时,他的心态已大变。许多生前友朋的追忆都说到他是因不满政治而转入学问一途的。在他的文集里,能找到的最有力证据,便是1942年写给胡适的回信。此时病中的傅斯年,大约躺在病床上曾经多次为自己“放过电影”。信中对老师说道:“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选集》“致胡适书”)信中“看不出好路线之故”与“不能忘此生民”两语最堪回味。
前面说的“国亡不亡”的情结,先是化为一阵狂风暴雨,急欲用行动找出一条路来。等到“五四”“火”的热情褪尽,一大批人转向学问,就象傅斯年那样,很有点象现在说的“边缘化”。这大概就是许多学科、包括史学到三十年代都有相当建树的一个重要内因。
自始至终跟随一起的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对所长的了解最深刻。提到傅氏办所的心意,李济这样说:“他在中央研究院,创办历史语言所的中心目的,固然是由求纯知识的观点出发,但是潜在他的下意识内,所以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就先从研究中国的历史开始;他想彻底地明了中国文化的本体,原先的长处与短处。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于全体人类的一面。但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却不是单凭几个主观所能断定的。这一类的判断,若要作得准确可靠,必须建筑在真正的知识上。他所以毕生的精力用功史学,并提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是要找这一类的知识。并世的朋友,与他具同一理想,有同一见解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但在别人仅能托于空言,他却能实际地把这一理想发挥出来。”(《傅斯年印象》)。
明乎这种特定的情景,似乎可以为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作点辩解正名了。细读先生的《旨趣》和相关史学方法论的其它文章,同后来批判者把这一主张简单化地歪曲为“史料即史学”,是大相迳庭的。
这里不可能对这个话题作详细的展开,从文本看,有两词最关键,使用频率也最高,即“材料”和“工具”。按我的理解,要点有二:一是离开了史料(即“材料”),史学只能无中生有、形同胡说;离开了新史料的发现,史学的发展也就极为有限。二是离开了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分析、综合(也包括辨伪)的科学方法和新学科(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一系列操作“工具”,史学也就没有什么过程可言。因此,史学就是由史料出发,经一系列操作“工具”,最后从史料推出结论的全过程。除此而外,别无史学可言。他还特别警惕观察者主观价值的介入带来的“污染”。傅先生的第一句,即拒绝某些人为自己的“同志”,就是针对这种“主观污染”而发的。这里已经包含了后来争论很大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意思。我想这就是“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本义。
这一主张明显来自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带来浓厚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色彩,但其目的是清晰的: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傅斯年还有一个志向,就是要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中国学”,并扩展为“东方学”,与欧美“汉学”争一高低。史语所在傅先生主持的22年里,应以商周考古(含甲骨金文学,如李济、董作宾、容庚)和明清内档的整理(《明清史料》等)成就最著,也最能代表傅氏风格。而在此时及其后,诸如断代史(如陈寅恪、徐中舒、劳干、许倬云)、政治制度史(如严耕望)、社会经济史(如全汉升)、人文地理(如严耕望)等方面的成绩,虽然诸学者治学都有其各人的个性特点,考察视域和学术包容也越来越开阔,但无不可以看作傅斯年实证风气下的煌煌成果。称史语所为“史料派”,虽然不尽贴切,但极重史料搜索考辨,穷尽所能,以小见大,治史讲求精深而有新解,确实是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一种鲜明风格,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史语所的这一治学路向,在当时及以后,在史学界不是都全盘认同,没有争论、没有批评的。这里且不去说史学能不能做到象自然科学那样,就说中国史学本身治学的风格,也有多种。对此,作为他们后辈的严耕望、余英时在回顾性质的相关文论里都有涉及。读者可详细查阅《治史三书》和《钱穆与中国文化》。
我个人觉得严耕望先生在评论吕思勉时说的一番话,很可以拿来作为对上述科学实证风格的一种总结。他说近代(指本世纪前半期)史学风尚,一是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瞻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二是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它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虽博通周瞻能成系统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为严先生治学出入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实证一派的长短俱有体验,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论。
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讲求实证,讲求专深,朝分化、细密、深入的方向发展,既是近代学科发展普遍性的标志,也是中国史学本身求发展、求完备的需要。这一路向,在本世纪上半叶无疑是秉承了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方法论风格;但即使在今日也仍然应该成为史学事业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才能伴奏出多音调、多色彩的交响乐来。
诠释:史家与时代的对话
上面所说的科学实证一路的史学,很容易给我们一个感觉,似乎他们对史学的时代主题是偏离的。或者说他们采取一种“边缘化”的立场,是不是疏淡了史学回应时代的功能?因此,当历史诠释学观念强化后,对这一路向的批评也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
去年恰逢史语所建所70周年,台湾有关方面出版了《纪念文集》。其中现任所长杜正胜撰有一文,题名《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先生》。沈刚伯,我是从读他追思故友傅校长(台大)的文章始识大名,知道他对傅氏的人格极为推重,文中也看得出他们之间史识有岐异,尽管只是一笔带过(《傅斯年印象》)。正胜先生的文章,则明白告诉我们,沈先生早在1968年史语所40周年所庆的演讲中,从史学的取向再次发表了颇与故校长相左的意见。两位好友属“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争论绝非个人间事。
两位先生之间意见的岐异,涉及到百年史学的一些重要关节,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这里,我特地把正胜先生的介绍综合一下,备录于下:
一是沈先生强调史学的内在理路是讲“通变”,反对一味讲“专深”。他认为历史就理论上讲,应该是整体的,因为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所以严格而论,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很怀疑傅一味倡导崇尚专深,弄不好,就成了“象牙塔”、“dòu@①dìng@②之学”。傅则认为“通史的作法不会造就知识性的突破”。这一点我还可以引钱穆《傅斯年》作旁证。钱先生也说傅“不主张讲通史”,说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傅先生却不许他上窥元代,下涉清世。钱穆不以为然,认为若不能“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怎么可能“真于明史有所得?”所说之事是否为真,我无处证实,但钱、傅“专”与“通”相互对峙,严、余两弟子相关忆述甚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二是沈先生强调必须讲求史学的外缘即意义和作用。这也可以分成两部分。
首先是从学理上说。沈先生说他不敢相信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历史一样,可以“成为一门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学”。也不同意傅氏主张“不以史观为急图,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所谓“存而不补”、“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沈先生认为,事实上史料无一不是经过写作人主观的选择与主观的组织而成的,无论他存心如何公正,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表现他个人的思想与识见,绝不能说是客观的。史书所载只是“史事”而不能说是“史实”。史学是史家与史料的互动的结果。历史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到现在的过去。
第二则是从史学外缘的意义和作用,亦即与时代的关系上说。沈先生认为史学必须跟着环境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历史著作之所以不断求新求变,因为“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他不赞成所谓纯史学,史家成为象牙塔内的玄思冥想者。他认为傅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定位和写作的形式已经过时,那是兰克时代的产物。他担心:与时代隔离的纯之又纯的史学,如何维持不断的创新力以免于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而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以完成新史学呢?所以沈先生主张史学还是要回归于社会,回应时代,尤其是史家对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沈先生关于治史的观念,大约是因为和我前几年的思路比较吻合,感到特别地亲切。但在我因为要做这项回顾性质的工作,前贤的书读得稍多之后,觉得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里实际包括了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是史家与时代的关系;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观和史学方法,也包括“通”与“专”等不同的学术风格。从学术史回顾角度,第一个问题比较重大,关系到百年史学的评估;后一问题,见仁见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
关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百年过程来说,恰恰不象沈先生所忧虑的那样(当下怎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第一节所述,由于特殊的情结,中国新史学与时代的关联实在是非常紧密的,有时紧密得离了谱,产生了负面的效果。这方面,反显出了史语所的某种“独立人格”。自然,正因为“救亡”的情结强烈,新史学在对中国历史整体认识方面所作的努力是艰辛的,争议多,所积淀的成果也不少,以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咀嚼,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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