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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希腊怀疑主义者对民主的正面影响(下)(20051122)

[日期: 2005-11-13 ] 来源: 福建社会科学院网   作者: 杨 楹 张 超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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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用人的逻各斯(个体理性)作为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用以逻各斯为工具的努斯(普遍理性)作为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为,智者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努斯,他们完全凭借自己的感觉和体验去思考和行动。要想认识到自己的努斯,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惟有用怀疑的方法——“自知其无知”才能将我们从贸然的意见中摆脱出来,从而为认识灵魂中的努斯做好准备。苏格拉底的怀疑主义,“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和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14)在苏格拉底看来,那些自认为有知识和充满智慧的人,其实都是独断论者。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无知,因而也就无法认识自己的努斯,而“苏格拉底说的‘美德即知识’中的知识主要是指要能认识人自己的本性。”(15)努斯是神赋予人的灵魂的本性,一切神圣的东西、永恒的真理都在努斯里面并由它而展开,认识了努斯,就能够实现灵魂的本性,就拥有了美德。这些独断论者无法认识自己的努斯,也就无法通过努斯达到至善。


因此,苏格拉底嘲笑那些自认为有智慧、掌握正义的人,包括当时的一些政要显贵。苏格拉底认为他们的能力不足以治国,他们根本就没有治国的才能。在这种怀疑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苏格拉底认为只有通过专门和长时间训练的哲学王才能获得普遍的逻各斯,才能掌握最高的理念即至善,只有他们才拥有治理国家的真正知识和才能。让那些没有掌握与此相关的知识和才能的人去治理国家,只能导致非理性的政治和暴民政治。毫无疑问,苏格拉底认识到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局限,人民的决定不一定合乎理性,不一定能引向我们走向至善,他们可能异想天开,他们也可能意气用事,他们的决策无非都建立在个体的感觉、体验和信念之上,人数多不一定能产生理性、正义和民主。因此,基于对理性的反省和批判,苏格拉底反对“无限民主”和“直接民主”,鼓吹“精英民主”。苏格拉底清楚,雅典许多现实的悲剧正是直接民主制这种喜剧的产物。公民大会是典型的“喜剧”,嗔笑怒骂,五味俱全,大快人心。然而,它却听从蛊惑,废除违反宪法起诉制,导致了废除民主制的悲剧;它残酷无情,将凯旋而归的十名海军将领处以死刑;它心胸狭隘,放逐伟大的阿那克萨哥拉,迫使普鲁塔戈拉出逃。因此,如果多数人的统治不被限制,民主的理想就会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的根据。多数的无限权威意味着多数的***,因为,一旦多数拥有了无限的权威,那么,任何持有与多数不相同的见解的个人或少数人,便很难得到尊重和保护;多数可以不让少数陈述意见,甚至可以随意地处置少数,而少数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却无处伸冤。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多数的无限权威将为不断反复的、怨怨相报的暴行种下祸根。因为,今天为任意处置少数人的多数之成员,明天则有可能成为被另外的多数所随意处置的少数。很显然,苏格拉底在批判和反省理性的时候对古希腊民主的指责已经超越了古希腊的民主理论,为近代自由民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正是对这种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怀疑的“叮咬”,苏格拉底得罪了理性越来越衰弱的希腊民主,城邦从“政治的动物”转向了“动物的政治”,转向了纯粹的非理性,鸩死苏格拉底是城邦的一致裁断。苏格拉底在临死前有一段著名的辩词,他在其中这样说道:“人之于城邦正如虻对于马一样,城邦虽然伟大而高贵,但由于臃肿,所以懒散迟钝,需要叮它、刺它,才能使其活跃起来。”(16)“……如果你们以为你们用杀人的办法就能防止别人谴责你们的罪恶生活,那你们就错了;那是一种既不可能而又不荣誉的逃避方法,最容易最高贵的方法并不是不让别人说话,而是要改正你们自己。”(17)普鲁塔戈拉用怀疑主义捍卫民主,苏格拉底用怀疑主义攻击民主。前者批判本原意义上的逻各斯,把其变为人的逻各斯;后者批判作为个体的逻各斯,把逻各斯统一于“至善”之下。不管如何,他们对于理性的批判殊途同归——为了凸显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为了社会的正义,为了雅典民主的繁荣。杀死苏格拉底使每一位雅典人和辉煌一时的雅典民主背上了沉重的道义枷锁,这就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吗?没有理性的地方便会出现混乱,“群氓”在不作周密思考的情况下,就一呼而百应,这是真正的民主吗?如果说,高尔吉亚是因为民主的衰落而怀疑逻各斯的存在,那么苏格拉底则是因为逻各斯的存在而怀疑雅典的民主。





公元前322年,马其顿完全镇压了希腊的民主制度,但是怀疑主义的思潮却并没有停息下来,相反却以更磅礴的气势攻击古代哲学理论。就在这个时候,希腊历史上第一个作为哲学派别的怀疑主义出现了,皮浪(约公元前360——270年)成为古希腊怀疑派的始祖。皮浪显然是把普鲁塔戈拉的“一切理论都有相对立的说法”推至极端,在他看来,肯定某种知识就是一种独断,正确的态度似乎应当是怀疑一切。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说:“那些相信自己发现了真理的人,是‘独断论者’,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以及某些别的人被称为独断论者;克来多马柯和卡尔内亚德以及其他的学园派的信徒认为真理是不可知的;怀疑派则继续从事探究。因此,说主要的哲学派别有三派,即独断派、学园派和怀疑派,似乎是合理的。” (18)


对于古希腊罗马晚期怀疑主义者的言行,大多数人是站在嘲讽甚至是不屑一顾的立场上去看待他们。显然,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这种认识显得相当肤浅。对怀疑主义作出“悬搁判断”的选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而不应该强古人之所难。首先,原来身处城邦的哲人,政治是近在眼前的经验世界,城邦生活即是政治生活,没有中立,只能判断。如今,政治已远离了他们,失去了精神家园的哲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同时进入衰期的奴隶制社会已经无法拯救,哲人只能选择静而观之的态度,选择灵魂不受纷扰的平静生活,从这层意义上说,与其说是他们“悬搁”了判断,不如说是判断“悬搁”了他们;其次,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他们都相信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支配作用,柏拉图还用理念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共和国,然而这些宣扬人的自由、价值、尊严和社会正义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碰壁,不是中途夭折,就是胎死腹中,怀疑主义对理性的怀疑顺理成章,对判断的悬搁是他们郑重而严肃的选择。再次,由于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其认识能力有限再加之认识对象的复杂性,晚期的怀疑主义者完全有理由相信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都有同样充足的理由,我们永远不能说“那是如此”,而只能说“在我看来那是如此”。然而“他们所悬搁的只是理论上的判断,而不是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的经验判断。”(19)晚期的怀疑主义所要怀疑的绝不是现象(感官知觉的对象),相反,他们强调的是不能让理性把现象从我们这里夺走。“假如理性是一个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现象夺走的骗子,那么我们应该对它持怀疑态度”。(20)古希腊早期理性能力的有限以及环境的艰险都逼迫晚期的怀疑主义者悬搁“逻各斯”,而转向当下的经验。塞克斯都就明确指出,怀疑主义者不违背自然的指导、情欲的驱使、习俗和法律的传统以及技艺的指令,并遵循四者而生活。可见,皮浪在生活中并不依赖其彻底的怀疑主义理论论证,因此关于他的许多笑料并不可信,而他以自足、超脱和心静如水的处世态度赢得公众的尊敬倒有一定的真实性。


古希腊罗马晚期的怀疑主义运用认识相对性的论证,悬搁“逻各斯”,试图消解人们追随城邦的执著与虔诚,主张不受任何外在于个人的力量所左右,个人的独立性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张扬,为冲破中世纪的黑暗积蓄了强大的力量。同时,这种怀疑主义实际上也体现了希腊文化的精髓和其一贯的精神:认识你自己、不要狂妄、中道、节制、自足自立。这种怀疑与其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负面”影响或“无力”的回应,不如说是时代和希腊精神所造就的一种平和的人生智慧与社会的精神气质,这种智慧在民主成长的过程中也不可或缺。怀疑主义者以“悬搁判断”漠视社会的整体价值而张扬理性的个人主义,民主的躯体已经死亡,但灵魂却被完整地复制下来。





怀疑主义者对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不仅推动了西方哲学的发展,使理性主义深深扎根于沃土之中,也促进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而且在这种提高的过程中,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怀疑主义在民主成长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怀疑主义对束缚人性的封建等级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成为冲破中世纪藩篱的重要力量。同时,近代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天赋人权”的学说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它的思想源头便是怀疑主义者普鲁塔戈拉对理性批判和反思后的结果——“神赋人权”。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古希腊怀疑主义者,就没有近代的怀疑主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的诞生或许就会需要更多的阵痛和时间。从古希腊的怀疑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来观照古代中国社会,使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古代中国由于缺少与古希腊类似的怀疑主义者,理性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冲动,社会也就未生成相应的应变能力。于是,当变化一旦加诸于该社会之时,对现存秩序认同的力量就会变成狂热的卫道,任何试图或立志改变现状者将会“粉身碎骨”,因此与西方类似的“普遍沉沦”时期在中国竟然长达二千余年也可从此窥见其文化之因。


注释:
(1)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 (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3)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7页。
(4) 杨适:《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48页。
(5) (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6)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4页。
(7)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5页。
(8) 叶秀山,傅乐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9页。
(9)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2页。
(10) 雅典一位著名的将领。
(11)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 第341-342页。
(12) (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13)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82年,第175页。
(14)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0页。
(15)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5页。
(16)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第210页。
(17)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 第125页。
(18)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5-176页。
(19)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20) (古希腊)塞克斯都·恩披里科:《悬疑与宁静》,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6页。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 人文社科系,福建 泉州 362011) (责任编辑 夏也)

作者简介:杨楹(1964-),男,四川中江人,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制度伦理研究;张超(1974-),男,安徽肥西人,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硕士,研究方向:古希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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